挤牙膏式的公开过程，显示了公开过程的艰辛，突破部门利益壁垒极其不易，更体现出到目前为止，对于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公开财政体制缺乏透明而公开的体制，更缺乏有效的约束。

    目前公开的三公经费帐目较粗陋，只有2010年的决算与2011年的预算，极为简略，人们获知的有效信息不多，最多包括哪个部门在三公经费整体压缩0.4%的基础上比去年有所上升，哪个部门公布较早，哪个部门出国经费最多等等，公车消费屡禁不止等等，占据这两年三公总决算额的60%以上。

    要从上述信息中得出科学而准确的结论几乎不可能，一些“清水衙门”的经费与实权部门的经费不具备可比性，只有把部门具有控制权的下属公司的成本收益结合起来看，只有列出具体的消费次数、购买车辆的台数，才能看出端倪。

    对于不公开或者拖延不公开的部门缺乏有效的惩戒手段，是一些部门虚与委蛇的主要原因。

    去年以来，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，公开三公经费被提上议事日程。今年7月25至26日，全国财政厅(局)长座谈会在北京举行，会议提出扩大了公开的范围，指出落实好部门预决算公开的主体责任，鼓励部门进一步细化部门预决算公开的内容。问题在于，如果这些部门不报，或者瞒报，有什么处置措施？没有。

    财政部某些滞后于形势的规定为不愿公布者提供了最好的挡箭牌。吴君亮先生诸人致力于推进公开财政体制建设，今年两会期间，上书国务院，建议移开目前的公共财政体制中的绊脚石——财政部于2010年3月1日颁布了财预[2010]31号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

    目前的《指导意见》对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在某些方面十分不利。

    首先，对于建设公共财政的重要性认识不清，对于纳税人的知情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害。

    《指导意见》的第三条（二）款规定，“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、生活、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预算信息，可以不予提供。”这一规定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知情权。个人有权申请预算信息不是因为他有“特殊需要”，而是因为他具有每一个公民都具有的“一般需要”，他是纳税人，公共预算与每一个公民的生产、生活都密切相关，他有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公民权利，怎能以没有“特殊需要”为由否定其知情权呢？

    事实上，一些地方政府就以保密为名拒绝向纳税人公开财政信息。1997年国家保密局会同财政部等一些部门，出台了《经济工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》，该规定指出：财政年度预、决算草案及其收支款项的年度执行情况，历年财政明细统计资料等属于国家秘密，依照法定程序确定，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人员知悉，不得向社会公开。在2009年广州市财政局公开全部预算后，当时的上海市财政局答复要求公开的要求时表示，上海市2009年度本级部门预算属“国家机密”，不能公开。

    2010年4月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一针见血，指出“一些地方、部门和单位财政的管理者明白，如果预算彻底公开，他们谋求单位和个人利益的空间也会缩小，所以就以保密为借口来推延公共预算改革。所以，预算公开改革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政治决心问题，是敢不敢公开的问题”。

    没有预算公开，就没有纳税人参与共建的公民社会，就没有税收法治原则，更不可能有对于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管，其实质是把公众排除在治理之外，